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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精神失调的危机

要由营中最后数日的剧烈精神紧张归于内心的平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如果你以为获释的俘虏不再需要任何精神上的帮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一个人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达如此长久的时间,获释之后(尤其释放得相当突然)自然会遭遇危险。这种危险,由心理卫生的观点来看,便是指心理平衡的问题。潜水员一旦突然离开海底,巨大的水压顿告消失,他的身体健康势必受到威胁。同样地,一个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

在这个心理阶段当中,禀性较粗朴原始的人,必然逃不过营中残酷暴行的影响。他们一旦获释,就自以为可以随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由。在他们眼里,改观了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压迫者,而不再是被压迫者。如今,他们是强权和不公的煽动者,而非饱受凌辱的落水狗。他们根据过去的恐怖经验,认定自己所行不偏;而这想法,常常在小事情上可以看出。譬如,我有次和一位友人要到集中营去,途中经过一片麦田。我很自然地绕道而行,但友人却抓住我的手,把我拖着走过麦田。我结结巴巴地说不该践踏农作物,不料他勃然大怒,瞪着我咆哮道:"不用说了,我们难道被剥夺得还不够多? 我的妻小统统死在煤气间里,而别的东西当然更不必提。现在,你居然还禁止我践踏几棵麦子!"

这种人唯有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才会慢慢领悟到一个极其平凡的事实: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这种苦口婆心的劝导工作,必须有人肯予承担;否则后果势必远比损失几千棵小麦还严重得多。我仍然记得有个难友卷起袖子,指着我的鼻子大叫:"等我回家以后,这只手要是没沾满血腥,我一定把它剁掉!"在此我必须声明,说这话的人并不是个坏家伙。他在集中营里和出营以后,一直是我最好的伙伴。

精神压力骤然解除,固然易于导致道德的畸型,但另有两个基本经验,也很可能破坏获释俘虏的人品。那就是回复正常生活时很容易产生的愤恨和幻灭。

愤恨是故乡的一大堆令他不满的事情所引起的。譬如,当他返归故里,发现许多乡人一看到他,只是耸耸肩或打哈哈而已,不免兴起满腹的尖酸愤恨,因而不禁自问干嘛要承受过去那一切痛苦。当他到处都听到差不多雷同的反应:"我们并不知道啊!""我们也吃了许多苦",不禁要自问这些乡亲难道真的没别的话好对我说?

幻灭的经验就不同了。当其时,显得残酷的,不是乡人(他们的肤浅和淡漠,真叫人厌恶得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永远不再看到任何人);而是命运本身。一个多年来自以为已尝遍人世间最惨烈痛苦的人,却发觉痛苦永无止境;发觉自己可能还要再吃更多的苦,而且苦得更厉害。

我们曾谈到,要鼓舞营中俘虏活下去的勇气,就必须为他指出一个可堪期待的未来,必须提醒他人生仍大有可为、有待开创,并告诉他也许有个人等着和他团圆等等。然而获释以后呢?有的人发觉根本没有人等着他回去。他在集中营里为之梦魂萦牵,且为之振作精神的那一位早已劳踪杳然!他日夜思盼的这一天终于实现了,然而摆在眼前的这一切,却与他所渴望的大相径庭!这多么凄惨啊:他也许搭上电车,兴冲冲回到他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家园。他按了门铃,一如他在千万次的梦里所渴望做的一样。结果却发现该来应门的那人已经不在,且永远不在了。

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然而,我们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正因为这样,为数甚众的俘虏在重返故里之时才受不了幻灭感的打击而消沉颓丧难再振作。精神医师也很难帮助他们克服这一层心理障碍,重新展望人生。尽管如此,身为精神医生的人仍不应就此束手,反而该把这个心理障碍看作是一项额外的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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